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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建清：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从这几十年来经历的中国金融改革的风风雨雨，我们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到了邓小平说的银行要办成真正银行的含义。过去的银行说是金库，也就是出纳，你来领钱我就给你钱，不是一个真正的银行。历届的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一再强调，商业银行要遵循自身规律去办事，这些对我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特别是亲手经历了从技术上已经破产，有巨额不良资产和财务包袱的银行，在中国政府的支持和大家共同的努力下，通过艰难改革，凤凰涅磐，走出低谷，这对自己是刻骨铭心的。我想，做商业银行的管理者永远不能忘记审慎、稳健。

综合英国《每日快报》、《每日邮报》等媒体25日报道，据一位来自欧洲新闻台和NBC新闻的记者文森特透露，在结束与女王的会面后，首次进入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的约翰逊，大声告诉了官邸工作人员与女王谈话的内容。他称女王告诉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会想要这份工作（首相的工作）。”

要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继续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效应对经贸摩擦，全面做好“六稳”工作。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科创板要坚守定位，落实好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仿照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生产由国家计划决定，投资由财政拨款解决，形成了所谓“大财政、小银行”的体制。改革开放初期，放权让利、分灶吃饭使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压抑的创造力释放出来，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随着各种“放权”“让利”举措的实施，财政收入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下滑，由1978年的31.1%减少到1980年的25.5%，1985年的22.2%，1990年的15.7%。随着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下降，居民分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上升。1978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为33.9%、11.1%和55.0%，1990年，三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变为21.5%、9.1%和69.4%。居民储蓄存款随之大幅度上升，城乡储蓄存款余额由1978年的201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7034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占国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存款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到1990年的51%。财政资金供给能力的减少使原来依赖财政投资的模式不可持续，所留下来的空缺，就需要转向银行融资等途径。动员、引导储蓄向投资转化，建立有效的银行融资机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项。

时至今天，随着香港特区政府和警队对暴力行为的遏制力度不断加强，香港人对暴力行为的容忍度逐步下降，而越来越多的暴力分子又因为被抓捕而要付出沉重代价，暴力行为已经开始无以为继。策划、组织、资助和指挥暴力分子也开始意识到参与行动的香港人的人数亦在下降，而美国和其西方盟友对他们的支持也会因为中国的反制而有所收敛。不过，短期内香港内外的反华势力仍会负隅顽抗，不会轻易收手，所以局势还会相当反复。因此，止暴制乱的工作依然迫切，但这项工作相信会越来越得到广大香港人的支持，而反对暴力的社会氛围亦已开始逐步形成。

“我反对勒庞，所以别无选择。我原以为马克龙很年轻，会做些好事，但他只是富人中的一员。现在我不会投票给任何人。”12月8日，为响应“第四幕行动”（Act 4），“黄背心”参与者们走上街头，不仅高喊“总统马克龙下台”，还与警察发生冲突。他们焚烧汽车、破坏商店和餐厅，警方则以催泪瓦斯、高压水枪等回敬在香榭丽舍大道上示威的人，同时还出动了12辆装甲车，成为数十年来当局首度为平定群众示威动用装甲设备。